近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在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我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人以及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具体而言就是广大农民以及一般工业劳动者与以及资本所有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
我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资本与劳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和布局，使得资本财富收入与劳动工资收入呈现出日益分离的态势。
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凭借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得以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分工，在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要素过剩，新进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使得大部分收入归于资本所有者，极大的加剧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直到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带来了工薪阶层的收入上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才逐步放缓。
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位于50%以下，而且在年后开始快速下降，直至年39.7%的最低点。
随着年前后我国劳动力供给逐渐出现短缺，农民工工资实现了17%左右的增长，这使得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并于近几年逐步趋于平稳。劳动收入占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将极大的冲击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基尼系数自年开始不断升高，在年达到0.49的最高值，随后稍有下降但依然维持在0.46左右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较大，切实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应兼顾“公平”。我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实现了14亿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仍然不能回避大量低收入群体的客观存在。自改革开放后，我国迈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伴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布局与扩张，我国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工资增长率的局面。
特别是要考虑到，农民及一般工业劳动者仍然是我国劳动生产力的主力军，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关乎到广大劳动者能否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我们将从地区、城乡以及行业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总体收入不平等之中工资不平等的发展现状。
我国地区间工资不平等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区位条件、要素禀赋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为了更好的分析和梳理我国地区间工资不平等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我们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首先收集了年全国以及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我们对各省（市）年和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在我国各地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中，仅有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等8个地区的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和上海高达元以上，而甘肃、云南、贵州及西藏则刚刚达到元，之间的差距达到了近4倍。
对比了年与年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并计算了这一时期工资的年平均增速。我们可以看到在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有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西藏自治区，在年时则多了江苏省。
同时，在年辽宁省的城镇工资性收入不足元为全国最低，而年有山西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省的工资性收入不足0元，其中黑龙江省.5元为全国最低。
年对比城镇人均工资性收入最高的北京市较最低的辽宁省高出近5.3倍；年，对比城镇人均工资性收入最高的北京市与最低的黑龙江省，二者间差距约为2.5倍，相较总体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而言，其差距相对较小。
结合工资的年均增速还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地区间尽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在增长速度上大致相当，基本维持在10%左右。
我们看到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中，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湖南省和广东省等13个地区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则减少了山西省、辽宁省和湖南省。
年，我国有18个省（区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不足元，最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仅有.1元，相较最高的上海市而言，相差近34.6倍；年，我国大部分省（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大约都在元以下，最低的甘肃省仅有.2元，相较最高的北京市而言，相差近8倍。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整体水平上普遍偏低，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但与此同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工资收入确实有着大幅度的增长，且年均增速基本在13%左右。
我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区间工资不平等，特别是地区内部同时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镇与农村间的工资不平等，而且地区间与地区内的工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大。
我们认为形成我国地区间工资不平等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区位条件天然决定，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在地理条件上更利于开展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便于发展对内经济，同时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港口，使之更为接近国际市场，便于开展国际贸易，发展对外经济；
二是由我国发展战略的优先顺序所决定，我国率先进行的是东部地区中的沿海部分的对外开放，随后才逐步向沿江、沿边以及内陆地区延伸，使得东部地区优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红利，而后我国才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逐渐兼顾到了地区间的平衡发展；
三是由我国劳动人口的迁移所决定。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推进，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另一方面在各省（市）内部，农村人口也在不断向城市人口流动。
而正是这样大规模的劳动人口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涌入，不仅造成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工资不平等加剧，也造成了我国目前人口流出地区工资不平等加剧，同时人口流入地区工资不平等在不断缩小的局面。
我国城乡间工资不平等
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离不开农业的支持与广大农民的付出，我国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工农业“剪刀差”来牺牲农业补贴工业的基础之上。
这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得以齐头并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发展差距的全面扩大。
我国-年的20年间，城乡工资收入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在20年内都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二者的增速却存在着巨大差距，使得城乡间的工资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
城乡工资的绝对差距和相对比率。城乡间的绝对工资差距一直在持续的扩大，而比率则随着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的不断上升而有所下降。我们认为，我国城乡间工资不平等的不断加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工业化的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迫切的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目标，不得不暂时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代价，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金融抑制等政策手段以支持城市地区加速推进工业化，进而造成了城乡间的发展失衡；
二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制约。诚然我们看到了农村劳动力能够进入城市打工赚取工资，但由于户籍限制，往往在配置资产以及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权利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差距，进而影响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与消费支出，扩大了城乡间的工资不平等；
三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工业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农村地区在交通、通信、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四是农村地区人力资本难以有效积累。
提升工资收入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农村地区一方面受制于传统教育观念，对接受教育和培训相对保守甚至排斥，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差，在软件和硬件条件上都存在不足。而日益扩大的人力资本差异，势必会进一步扩大城乡间工资不平等。
我国行业间工资不平等
为了对比不同行业之间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差异，我们通过查阅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获取了相关数据。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均有着较大幅度的提高，年均增速都在11%以上。与此同时，各行业间的平均工资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诸如金融业等高技术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一直较其他行业更高，在年均达到了12万元以上，平均月收入超过一万元。
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工资长期处于行业中的最低水平，在年这两大行业的平均月工资仅为-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平均工资最低与最高的两大行业间平均工资的绝对差距由年的元扩大到了年元。
上述各项数据对比也充分体现出了高科技行业与传统行业间的劳动要素报酬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为了更好的表现各年度行业间平均工资的差异化程度，我们计算了每一年中各个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一直在逐年的上升，且上升速度有不断加快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我国行业间的工资不平等问题正日益突显。我们认为，造成我国行业间工资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基于行业垄断，由于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部分行业仍然由大型国企所垄断，造成了垄断行业中的职工，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相较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更高，从而形成行业间工资不平等；
二是各行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存在本质差异，高新技术行业往往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而传统行业则更为需要劳动者从事相对简单的一般劳动，一般而言，技术劳动力相较非技术劳动力更为稀缺，因此也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更高的薪酬，进而由于技术工人在行业从业人员中比重的差异会造成行业间的工资不平等；
三是技术进步存在红利差异。技术进步往往由高技术行业作为主要推动力，使得新技术带来的垄断利润和技术红利能够为高技术行业更多、更早的享有，致使行业间的技术差异不断拉大进而扩大行业间工资不平等